，“文革”中他们这一派想揪斗父亲，研究了四个晚上没敢动手，就是害怕父亲的藏獒报复他们。我替父亲庆幸，也替我自己庆幸，因为正是这些灵性威武的藏獒，让我发现了父亲，也发现了我自己——我有父亲的遗传，我其实跟父亲是一样的。
在长驻三江源的六年里，父亲的遗传一直发挥着作用，使我不由自主地像他那样把自己完全融入了草原，完全像一个真正的藏民那样生活着。我很少呆在州委所在地的结古镇，而是一头扎在了对于城镇来说更加边远的杂多草原、曲麻莱草原和康巴人的囊谦草原。我有时住在父亲住过的房东家，有时住在牧民的帐房里，有时住在寺院的僧舍里，我天天看到日见稀少的藏獒，并成为它们的朋友。我穿着藏袍，骑着大马，参加所有的牧业生产活动、所有的节日活动和所有的佛事活动。我和牧民们混在一起，喝酒，吃肉，放牧，喂狗，议论他们的家长里短，帮助他们解决婆媳矛盾，邻里纠纷。那时候的记者，尤其是像我这样生活在边远牧区的记者，工作任务是很轻的，一两个月写一篇报道就已经算得上敬业了。我有的是时间忘情地做我愿意做的一切。常常是这样：骑着马，带着房东或者寺院的藏獒，走向很远很远的草原，醉倒在牧人的帐房里。我那个时候的理想就是：娶一个藏族姑娘，和父亲一样养一群藏獒，冬天在冬窝子里吃肉，夏天在夏窝子里放牧，偶尔再带着藏獒去森林里雪山上打打猎冒冒险。我好像一直在为实现我的理想努力着，几乎忘了自己是一个长驻记者。
有一次在曲麻莱喝多了青稞酒，醉得一塌糊涂，半夜起来解手，凉风一吹，吐了。守夜的藏獒跟过来，二话不说，就把我吐出来的东西舔得一干二净。结果它也醉了，浑身瘫软地倒在了我身边。我和它互相搂抱着在帐房边的草地上酣然睡去。第二天早晨迷迷糊糊醒来，摸着藏獒寻思：身边是谁啊，是这家的主人戴吉东珠吗？他身上怎么长出毛来了？
这件事儿成了我的笑话，在草原上广为流传。姑娘们见了我就吃吃地笑，孩子们见了我就冲我喊：“长出毛来了，长出毛来了。”介绍我时，再也不说我是记者，而是说：“这就是与藏獒同醉说戴吉东珠长出毛来了的那个人。”牧民们请我去他家做客，总是说：“走啊，去和我家的藏獒喝一杯。”
那时候的我是有请必去的。一年夏天，我去结隆乡的牧民尕让家做客，住了短短一个星期，他家那只大黑獒对我的感情就深到一日不见就满草原寻找的地步。使我常常猜想，它是不是父亲喂养过的藏獒。几年后我要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