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拉的电话，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看到自己的档案，我会不会愤怒，会不会沮丧？
如果真一些朋友曾为‘斯塔西’工作，并且反对我、背叛我，那我很可能不得不接受他们是‘假朋友’这一事实。我会难以接受，同时也会感到释然，因为我终于知道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
他想过，克林斯曼博士和施泰尔同样也想过，毕竟他俩在东德生活了大半辈子。而不像章程那样在统一社会党政府统治下只真正生活了几个月。
看着他俩若有所思的样子。章程继续说道：“我想我会试图与一些背叛了友谊的人交谈。对东德而言我只是一个外国人，一个过客，只要不做危害东德安全的事，‘斯塔西’不会伤害我，就算做了一些与身份不相符的事，顶多也就是被驱逐出东柏林。
事实上我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只是被监视而已，但那些受到伤害的呢？他们肯定会认为那些背叛友谊的朋友甚至亲人。应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这对受害者来说很重要。
他会找他们谈，我想有人愿意，但肯定有人会不愿意。有可能是不诚实，也有可能是不想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他们回顾过去，就必须面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就必须与自己和自己的过去对抗。”
虽然有些凌乱，但都是肺腑之言，克林斯曼博士重重点下头，五味杂陈说道：“如果我看了档案。我想我也会去问。”
“愿意交谈的人，他们愿意面对自己的过去。但相互之间肯定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关系。毕竟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受到那么多伤害，之前的朋友甚至亲缘关系都要重新定位。”
说到这里，章程话锋一转：“大家心里都清楚，倡议书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最多只能延迟这一切发生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地想到将来，想到友谊走到尽头，想到人际关系即将分崩离析时该怎么办？
宽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尤其对那些饱受伤害的人，我不奢望将来还能像现在这么和睦，但更不想因为这个原因让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实验室就这么人去楼空，所以只能在寻找一种新的关系上想办法。”
“章先生，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确比我们看得远、想得多。”
施泰尔总裁的话音刚落，克林斯曼博士就把章程刚签名的倡议书撕成了两半，蓦地起身道：“章说得对，该面对的迟早要面对，实验室不能用这种方式来维持，这对我们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次甩掉历史包袱的机遇。”